“没有买卖，就没有伤害。”王麒认为，需求制造了供给，没有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，也就没有人贩子会处心积虑地拐卖妇女儿童。在她看来，买卖屡禁不止，原因之一在于“犯罪成本太低，买卖双方没有敬畏法律。”

她建议以“买卖同罪”的原则，加大法律惩处力度，“建议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罪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’的规定，参照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、儿童罪的处罚规定，改为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’。”

“还需对拐卖数量作出明确规定。”她说，对于收买妇女、儿童三人以上的，奸淫被收买妇女、儿童的，对收买妇女、儿童非法拘禁或强迫劳动的，造成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（包括精神分裂）、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，“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”。

除了“买卖同罪”，她认为，还需在犯罪全产业链展开行动。

“建议尽快开展全国专项排查行动。”王麒呼吁，拿出至少“倒查二十年”的决心，使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，采取专项排查整治行动，全面调查摸底，尤其针对重点地区，彻底铲除“买方市场”，对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一次彻底清理。

她认为，健全完善反拐法律体系非常必要。“建议按国家反拐行动计划的要求建立集预防、打击、救助、安置、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。”同时，建议明确收买地政府承担救济主体责任，将反拐、惩治收买妇女儿童纳入地方政府考核，实行一票否决问责机制。对治理防范拐卖妇女不力的地方官员一票否决问责，以促使各级政府重视反拐行动计划，积极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和犯罪团伙，及时解救被拐妇女。

“建议完善修订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，设立有关职能部门发现被拐卖妇女后的‘强制报告’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，增强妇女权益司法保障力度和效果。”王麒表示，强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应该是负有防拐卖人口责任的相关部门。如婚姻登记机关，经过初步审查，发现可能是涉嫌拐卖案件，就应该及时报案。再比如，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——被送到医疗机构的孕妇分娩过程中，医生护士发现未成年或其他信息透露出涉嫌被拐卖，需及时报案。

她还建议深入开展反拐防骗教育，将反拐防骗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课程，并进入家庭和社区。“尤其是要在全国拐卖妇女犯罪活动重点地区和易被拐卖人群中，开展预防拐卖妇女犯罪的能力建设，尤其是提高妇女的反拐意识、识别犯罪和自我保护能力。”